(《应帝王》)在这里，列子被塑造为一个由俗归真的典范，俗即以道与世亢，真即应而不藏，也就是虚淡自然，而其道缘与壶子有关。
③《淮南子》说：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汉代之后，经和权基本是被作为一对伦理学上的范畴来看待的。
(《易图略》卷三，第911页)而作为变而通之之谓的权，正是趋时、时行的体现。而焦循的经权观，又是他的易学中当位失道时行等核心观点自然衍发的结果。帝王治世，圣人教人，所以因之、革之，文之、质之，退则进之，兼人则退之，皆权也。《既济·传》云：‘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⑤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4页。
在焦循看来，道才是价值判断的最终标准，而现实存在的习俗法则，只有经过道的检验，才能够判断其正当性。孟子不枉道以见诸侯，正所以挽回世道，矫正人心，此即孟子援天下之权也。这次兵变使高宗深知，其直接掌控的宿卫之旅根本就不是杭州守军的对手。
但胡安国侧重肯定的是桑维翰夺景延广之兵权，这对宋高宗和秦桧是有现实意义的，所以王夫之才称之为秦桧之嚆矢。其三，宋高宗有他人通经，岂胡某比⑦之说，故其所拳拳服膺的《春秋》学，其实就是《春秋胡氏传》，而胡安国正是程颐之学在南宋的关键传人。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将以分其势。其次，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后晋亦具有抗不称臣的实力：夫契丹岂真不可敌而以鸿毛试炉火哉？……石重贵自将以救戚城，而溺杀过半，恸哭而逃。
枢要之淮、徐，无人也。(38) 既然五经无防制权臣之道，那么，又如何看待生民之生死与一姓之兴亡呢？王夫之说：以在下之义而言之，则寇贼之扰为小，而篡弑之逆为大。
《春秋胡氏传》对这一政治同盟的巩固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说高宗建炎年间，主张屈辱者，非但汪、黄也。(27)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载《宋史研究集》第3辑，第116页。《春秋胡氏传》上承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和程颐《春秋传》，把尊王安内、君臣之义、礼乐教化置于最高地位，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为消弭主战声音重新言和，高宗于绍兴九年(1139)七月授意秦桧：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则治道无不成矣(51)。绍兴五年(1135)四月，诏胡安国修《春秋》传。(85)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二，载《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887页。韩侂胄派往金国的使臣方信孺就曾面折金国元帅：‘尔失信，故我失信。
(20)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6～518页。④《秦桧画像赞》曰：维师益金，识最渊冲。
(39)王夫之认为，孔子是把生民之生死放在首位的，所以绝不会以抑强臣为春秋之大法，绝不会教君王斤斤然畏专擅以削将相之权，是胡安国以宋人之陋习歪曲了《春秋》大义。(17)牟润孙为胡安国辩护说：王氏痛切言之，于胡氏兵权不可假人之说深不以为然。
对此，王夫之悲愤地写道：自史弥远……解道学之禁，褒崇儒先，而请谥、请赠、请封、请录子孙、请授山长，有请必得，迄于蒙古渡江，旦夕垂亡之日而不辍，儒者之荣也。(69) 朱熹的这段论述，正是给韩侂胄定以挑衅渝盟之罪名的依据。王夫之谓岳侯之死，其说先中于庸主之心。(88) 当然，王夫之也绝不否认德业纪纲对于国家富强的作用，但他强调，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必须突破儒家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观念，真正实行法治。(52)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218～219页。(24)王夫之：《春秋家说·叙》卷上，载《船山全书》第5册，第106页。
二、《宋论》论胡安国与秦桧以志合相奖，非知人之明不至 时下宋史研究者论及胡安国与秦桧的关系，大都沿袭朱熹的知人不明说。正名义于中夏者，延广也(47)。
《春秋家说》更批评胡安国奖秦桧为管仲，助长其杀害岳飞并解除韩世忠、刘光世之兵权的忮心(忌刻之心)：庄公在外，兵十七举，亲将者十三。当是时也，中国之势亦张矣。
(76)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载《船山全书》第10册，第535、536页。王夫之将这种方式形象地称之为畏子弟之渔盐米，而以授之仆妇，这不禁令人想起孟子反对士大夫以女人的妩媚之态事君而嗤之为妾妇之道的故实。
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则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以古今夷夏之通义为标准，王夫之把天下之罪人亦分为三个类型：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至于以挑衅渝盟为侂胄之罪，则是道学家按照朱熹所阐发的《春秋》大义作出的。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一年十二月记载，在廷议时，百官中反对杀岳飞的只有李若朴、何彦佑二人，而众皆非之，纷纷站出来为强加给岳飞的罪名作证。
富强与儒家的礼乐教化相比，以维护民族利益为至上原则的富强价值观念应居首位。(50)王夫之认为，后晋统治者对外称儿皇帝，既无大义名分的合法性。
为臣不知《春秋》，昧为臣之道。《春秋胡氏传》又何止是两发‘兵权不可假人之说，起码有十次(31)。
此小人陷君子之术，而奈何其效之邪？……君子之道哉？(63)王夫之认为韩侂胄当时勤劳方著，而朱熹竟采用假于时日卜筮以惑民为君子者，何忍出于此邪的手段欲置诸不赦之罪，乃是导致庆元党禁的真正原因，是道学家亵其身心……而自罹于咎。(50)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九，载《船山全书》第10册，第1131～1132页。
(80)他认为，即使桓温北伐中原而成功，篡夺了东晋王朝的皇位，也比使华夏民族沦为游牧民族的奴隶要好。亦孰知桧之别有肺肠，睥睨宗社，使不死，乌可制哉？(36)但这是后话了，至少在践行兵权不可假人这一点上，所谓君子与小人是志同道合的，而非君子知人不明。……曾欲去之……乃以山陵改作，石穴水出，而为之辞曰：‘谓欲葬真宗于绝地，使无后嗣。而王夫之则与以上诸儒相反，他坚定地认为，攘夷与尊王相比，攘夷是最重要的。
(5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八，第3196页。……鲁之末造，三桓之子孙既弱，阳虎、公山不狃狂兴，而鲁国多盗，孔子伤之矣。
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诛之可也……乌有假以兵权，委诸境上……二三执政……不能进谋于君，协志同力，黜逐小人……是谓‘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以月日先后计之，是尔先诱我叛臣也。
(32) 胡安国所执之道既然不是古代的圣人之道，那又是什么呢？王夫之指出，是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为藏身之固的统治术。建炎臣主，外忧天福之覆车，内患陈桥之反尔。
